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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 P.O.U.M.”(马统工党万岁)、“Fascistas—maricones!”(法西斯分子——娘娘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二章

2020-11-01 153 极地之主

第2章



  巴巴斯特罗虽然离前线很远,但看起来也是凄凉和破败不堪。蜂拥而至、身着破旧制服的士兵,在大街上四处游荡,试图让自己暖和一点。在一面几乎就要倒塌的破围墙上,我偶然看到一张还是去年贴上的去的海报,上面写着,“六头英俊的公牛”将于某月某日在竞技场上被杀死。海报上那种褪去的颜色看起来是怎样一种遭人遗弃的感觉啊!这些英俊的公牛和英俊的斗牛士现在都到哪里去了?说起来,如今即使在巴塞罗那也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斗牛表演了,不知什么缘故,所有最好的斗牛士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他们用卡车把我们连队送到谢塔莫,接着向西前往阿尔库维耶雷,驻扎在萨拉戈萨前线之后。谢塔莫在无政府主义者十月最终占领之前,经过了三次争夺,其中一部分已经被战火碾成碎片,大部分房屋上都有来复枪打出的弹痕。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海拔一千五百英尺的高地了。这里奇冷无比,不知从哪儿来的浓雾涡旋而上。在谢塔莫和阿尔库维耶雷之间,卡车司机迷路了(这是战争期间常有的事)。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在浓雾中兜圈子。当我们到达阿尔库维耶雷时,已经是深夜了。有人带领我们穿过泥泞的沼泽,来到一个骡厩,在那里,我们一头倒在谷堆上,迅速地睡着了。谷壳要是干净的,睡上去感觉倒也不那么坏,没有干草那么好,但比麦秆要好多了。直到旭日东升,我才发现谷壳上满是干面包皮、旧报纸、骨头、死老鼠和被撕得乱糟糟的牛奶盒子。
  我们离战线已经很近了,近得能闻到战争特有的气味——我的经验是:排泄物和腐烂食物的气味。阿尔库维耶雷从未被炮轰过,所以它的情况要比大多数直接成为战场的城镇好得多。但是,我相信,即使在和平时期,只要你在西班牙的这些地区旅行,就免不了会为阿拉贡众多村庄特有的肮脏而苦恼。这些地方建造得就像是一个要塞,大批质量低劣,用泥巴和石头建造的小房子簇拥在教堂周围。即使在春天,也到处看不见一朵鲜花;这些房子都没有花园,只有后院。在那里驴粪成堆,不时有家禽从上面跑过。气候恶劣,不是雾就是雨。狭窄的泥土路被搅成一望无际的烂泥沟,有的地方竟达到了两英尺深。在这样的道路上,卡车与自己的轮子较劲,农民们的那些笨重的大车由一群骡子拉着,有时候竟达到六头之多,且总是一前一后纵列成行地牵拉着大车,接踵往来的人流使得整个村庄变得难以言状的肮脏。这里没有而且也从未有过一个厕所,或任何形式的排污沟。这里没有哪怕只是一平方码的地方,你可以不用仔细察看一下就能落脚。长期以来,教堂被当作厕所使用,教堂周围四分之一 英里内的所有地方,也被派上了同样的用场。在我参与战争的头两个月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在冬季里,留茬地的边缘竟然还有粪便结成的硬壳。
  两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来复枪发放给我们。要是你去过,并且看到过墙上成排的弹痕——弹痕是来复枪齐射造成的,各类的法西斯分子在那里被处决——你也就看到了阿尔库维耶雷所包含的一切。前线,局势一直很平静,受伤的人很少。最叫人兴奋的就是法西斯阵地的逃兵,他们是被从前线带回来的。在战线的这一部分,很多与我们作战的敌军士兵根本不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只是被可怜地强征入伍的,战斗刚打响时,他们极为害怕和紧张,根本不敢逃跑,就一直在里面服役。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以为战事已经缓和,常常冒着风险接近我们的阵地。如果不是他们的亲属还在法西斯的地盘上的话,毫无疑问,会有更多的人这么做。这些逃亡者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批“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与我们之间并无多大的差别,除了他们穿着卡其布的外套。他们刚来时总是一副饿死鬼的模样,拼命地吃东西——这相当自然,因为他们已经在战线间的无人地带躲躲藏藏地走上了一两天。但人们总是乐于把这作为一个证据,得意洋洋地指出,法西斯分子正处于饥饿之中。我见到过一个法西斯分子被安排在一个农民的家中吃饭。不知何故,看了以后还有点让自己产生了某些同情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高个子男孩,风吹得面色发暗,衣服破破烂烂,蜷缩在火堆旁,端起一盘炖肉,不顾一切地快速吃了下去。而他的眼睛则自始至终都在来回扫视围在他身边的那些民兵。我想,他仍然对眼前这一切半信半疑,即,我们是嗜血的“革命者”,一等他吃完饭就会对他开枪射击。负责监督他的那个武装军人不停地轻拍他的肩膀,并发出令人感到宽慰的声音。有一天特别值得纪念,一次就押来了十五个逃兵。有个人在他们的前面,以胜利者的姿态骑着一匹白马,领着他们穿过村庄。我设法拍摄了一张不算清晰的照片,但不久以后,这张照片就不知被谁从我身边偷走了。
  在我们到达阿尔库维耶雷的第三天早晨,来复枪运到了。一位脸色深黄的中士把它们放在马厩里。当我看了他们发给我的家伙时,我顿觉遭到巨大打击并感到沮丧。这是一支德国长毛瑟枪,制造日期是1896年,已经四十多年了!外表锈迹斑斑,扳机很涩,从枪口往里看,枪膛也已锈蚀,完全没有继续使用的指望。大部分来复枪也很糟糕,其中一些甚至更糟,兴许根本就没想过要让会用来复枪的人用上最好的枪支。这堆枪中最好的一支也有十年了,但却被发给一个有点弱智且鸡胸的十五岁男孩,大家都公认,他是个女人气的男人。教官给我们做了五分钟的“指导”,其中包括如何给来复枪上子弹,以及如何把弹膛中的子弹取出来。大多数民兵在此前从未摸过枪。我猜想,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瞄准器是干什么用的。子弹是按每人五十发配给的,接下来就开始排队,我们把背包扎好背上,然后出发,开赴三英里以外的前线。
  我们这个百人队,只有八十个人和几条狗,大家疲惫不堪地沿着曲折的小道向前走。每一个民兵纵队都至少有一条狗,人们把它作为吉祥物。有一条与我们一起行军的可怜的畜牲,身上都烙上了P.O.U.M.几个大写字母,走起路来也是偷偷摸摸的,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尊容有问题。乔治·柯普,这个结实的来自比利时的指挥官,骑着一匹黑马,行进在队伍最前面的红旗下;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一个年纪轻轻的民兵(来自民兵的骑兵队,他们的样子活像一帮土匪),在欢快地骑着马前奔后跑,每逢高坡都要急驰而上,然后在最高点上摆个奇特的造型。西班牙骑兵的这些良好的马匹,都是革命期间四处征集,并转交给这些骑兵的,而这些骑兵呢,其实,就知道忙着把这些马匹骑到累死为止。
  道路在贫瘠的黄色田块之间延绵,这些农田自从去年收割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了。我们的前方越来越近,离手榴弹、机关枪和沼泽地也越来越近了。背地里说一句,我被吓着了。但是,我明白,眼下的战线是平静的,我不像身边大多数人那样,以我的年龄而论,已能记得大战*了,虽然尚且没有大到能够参加大战。对我而言,战争意味着咆哮的炮弹、钢铁被炸成碎片,最重要的是,战争意味着泥泞、虱子、饥饿和寒冷。说来也许有点古怪,我害怕寒冷甚于害怕敌人。在巴塞罗那期间,这种感觉就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夜晚,我甚至常常会突然醒来,想象着在湿冷的战壕里、在可怖的破晓时分作好战斗准备、抱着结霜的来复枪站岗的漫长时光、冰冷的泥浆漫入军靴等所有冰冷的感觉。我也承认,当我仔细看一下与我一起行军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也会感到恐怖。你很难相信,我们看起来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我们自由散漫,凝聚力还不如一群绵羊。我们还没走出两英里,后面的队伍就已经看不到了。而且,我们这批男子汉差不多有一半是孩子——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他们中最大的不过十六岁。但是,他们对终于能够到达前线,全都既高兴又激动。在我们接近战线时,这些摇着红旗、跑在队伍前面的男孩们开始高呼“Visa P.O.U.M.”(马统工党万岁)、“Fascistas—maricones!”(法西斯分子——娘娘腔)以及诸如此类的战争期间常常呼喊的带有威胁性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从尚带童音的嗓子里喊出,听起来却显得很可怜,宛如小猫的叫声。想想都觉得可怕,共和国的保卫者居然就是这样一群衣着破烂,扛着几乎报废的来复枪的孩子们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开枪。记得当时我在想,如果有一架法西斯的飞机从我们行进队伍上空经过会怎样,飞行员会否乐意费事俯冲下来用机关枪对我们扫射。我确信,即使在高空中,他也能够看出我们并非真正的军人。


* 这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



  在道路延伸进齿状山脊后,我们拐上了右边的岔路,一条狭窄的骡马小道。小道在山侧坡蜿蜒而上。西班牙这一地区的山脉地形十分奇怪,形状颇像马蹄铁,顶部比较平坦,四周非常陡峭,山下则是无底的峡谷。在高高的山坡上,除了矮小的灌木和石南之外什么都不长,只有巨大的石灰岩从坡体中突兀而出。在这里,前线没有连续的战壕,在这种多山的国家里也是不可能的。前线一般由一连串加强的岗哨组成,这些岗哨通常被称为阵地,多设在每座山的山顶。在老远的地方,你就能看到我们的的阵地设在马蹄铁的顶部,看到用沙袋堆成的简陋的掩体,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防空洞里飘出来的烟。再靠近一点,你就能闻到令人作呕的略带甜味的恶臭,此后,这种怪臭在我的鼻孔里停留了好几个星期。我们阵地的正后方,几个月来的生活垃圾全都集中在这里——面包皮、大小便、生锈的罐头盒等等全部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度腐臭的大粪堆。
  由我们来替换的一队民兵正在收拾他们的背包。他们来前线已经三个月了。他们的制服糊满了泥巴,他们的靴子破成了许多碎片,他们的脸上全都胡子拉碴。指挥这个阵地的指挥官名叫列文斯基,可大家都管他叫本杰明,他生于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但母语是法语。他从防空壕里爬出来,向我们问好。他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二十五岁左右,有一头很硬的黑发,一张带着渴望、苍白的、在战争期间总是难免肮脏的脸。有些流弹在我们上空呼啸而过。这里有一个半圆形的战壕,直径长约五十码。有一堵胸墙,部分是用沙袋、部分是用石块砌成的。大约有三十到四十个防空壕,全都深入地下,有如一个个老鼠洞。我和威廉,还有威廉的西班牙连襟迅速扑向最靠近的防空壕,那儿还未被人占据,看起来尚能容身。在前线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声来复枪声,并在众多的山谷之间形成了奇怪的、绵延不绝的回声。我们刚刚卸下背包,从防空壕里爬出来,又听到了另一声枪响,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孩子从胸墙那里飞快地跑了回来,满脸鲜血。他用自己的来复枪放了一枪,在拉开枪拴试图吹去枪膛残烟时,不知怎么回事,子弹在枪膛里突然爆裂,弹壳碎片把他的头皮炸得残不忍睹。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伤亡,尤其是,这是自己造成的。
  下午我们第一次站岗,本杰明带领我们四处走了一遍。在胸墙前面有一溜狭长的壕沟,这是在岩体上挖出来的,有些石堆上还砌了极其原始的射击孔。这里有十二个哨位,分布在战壕和胸墙后的不同部位。战壕上有带刺的铁丝网,再往后看,山坡向下延伸成一个深不可测的峡谷,在对面,只有光秃秃的群山,尽是飞岩绝壁,显得灰暗而苍凉,全然没有生命的迹象,甚至连一只飞鸟也没有。我全神贯注地从射击孔向外窥视,试图发现法西斯的战壕。
  “敌人在哪里?”
  本杰明把手一挥,“在腊(那)里。”(本杰明说的是英语——糟透了的英语)
  “但是在哪儿呢?”
  根据我对堑壕战的概念,法西斯分子应该在五十到一百码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看起来,他们的战壕隐蔽得很好。后来,当我终于看清本杰明所指的地方时,我感到既沮丧又不安;对面的山顶上隔着溪谷,离我们这里至少也有七百米远,只能看到法西斯分子阵地上战壕的轮廓,以及一面红黄相间的旗帜。我感到无可名状的失望。我们连接近他们都还谈不上呢!隔了这么远的距离,我们的来复枪完全不起作用。但就在此时,有人发出了激动的呼叫声。两个法西斯分子,远远看去像是两个灰色的小雕像,正在对面光秃秃的山坡上朝上爬。本杰明从靠近身边的人手里夺过来复枪,瞄准,扣动扳机。咔哒!一颗哑弹。我认为这是个很坏的征兆。
  新的哨兵刚刚进入战壕,就漫无目的地开枪,胡乱射击一通。我能看得到那些法西斯分子在胸墙上方有个黑点在有恃无恐地晃悠,这是一颗敌人的脑袋。显然,开枪根本不起作用。可就在不久前,我左边的哨兵,以他那典型的西班牙风格离开了岗位,悄悄地走到我这里,并怂恿我开枪。我试图向他解释,在这样远的距离,用这样的来复枪,除非极其偶然,你根本不可能打到那边的人。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用自己的来复枪紧紧地瞄准一个来回移动的黑点,他龇着牙,就像狗正等着扔过来的一块小石子那样。终于,我对准七百米远的地方开了一枪。那黑点消失了。我希望子弹打得够靠近,至少能把他吓一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人开枪。
  现在,我对前线所看到一切深感厌恶。人们竟把这叫做战争!我们还几乎没跟敌人真正接触过!我甚至还从未产生过把头缩进战壕的念头。然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一颗子弹就紧贴我的耳朵飞过,发出令人厌恶的尖啸声,钻入我身后的背墙*里。啊!我急忙蹲下。我曾经发誓,我这辈子都不会在第一颗子弹向我射来的时候蹲下。但这么做似乎又确实是一种本能,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至少这样地做过一次。


* 指为防炮弹破片杀伤而在堑壕或掩体后所构筑的土垛。——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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