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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5章(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2020-11-02 63 极地之主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五章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译者:许卉艳 王红梅 陈永生 付珊
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录入者:吴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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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者按】

  乔治·奥威尔(1903-1950),以写作预言式小说《一九八四》及寓言式小说《动物农庄》闻名的英国现代作家。文风质朴有力,在文学和政治两方面都影响深远,同时也引起许多争议。
  1936年底,奥威尔写完他那本关于英格兰北部威冈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后,抱着“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的心态前往西班牙。由于他抨击过许多英国著名的左派,受到共产党的猜忌。他转而通过一个小党(独立工党)前往巴塞罗那──而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外国志愿者那样加入由共产党组织的马德里国际纵队──并被介绍给其盟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简称统一工党)。统一工党的领袖Andres Nin本人曾经参加过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左派反对派,后来与反对派分裂,另与人组织统一工党。该党被斯大林派指为托派,但事实并非如此。1937年6月,共产党对统一工党和无政府主义工人、民兵施行大清洗和大屠杀。奥威尔侥幸从西班牙逃出。据后来披露的莫斯科党中央档案,奥威尔本人也在苏共的黑名单之列。
  西班牙内战并不只是“文明”或“(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战争,它的本质是一场工农革命,带有自发的全面集体化,工人通过苏维埃组织掌握经济,实行严格的社会平等,和激进的反教权特征(天主教会在当时的西班牙是与大地主紧密结合的重要的反动势力)。革命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势力最强,走在最前列。这场短暂的,然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与精神状态的革命,使奥威尔“最终真正地信仰了社会主义”,同时对蜕化了的苏共本质及其反动立场有了颇为深刻的了解。由于德意法西斯以大量武器和兵力支持佛朗哥,而作为绥靖政策的一部分,英法等国却可耻地推行“不干涉”政策,使佛朗哥占据了优势。西班牙政府转而向苏联求援。苏联出于制衡希特勒的威胁而答应提供援助,并组织国际志愿者参战,同时扶植西班牙共产党势力。但是,取代了苏维埃民主的苏共官僚集团已沦为保守势力,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转向了和平共处,不愿推进世界革命,反而处处扼杀工农运动以讨好“民主国家”。苏联的有限度援助的代价是获得了对西班牙政府的部分控制权,使之不断向右转,直至扑灭了社会革命,挫败了群众士气。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斯大林就对西班牙失去兴趣,并终止了援助。西班牙内战的结果证实了是一幕悲剧。
  奥威尔回到英国之后,写下这本既不受左派也不受右派欢迎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其中的第五章集中谈论和分析了当时西班牙的革命与政治形势。奥威尔曾经这样表述他“反极权”的“民主社会主义”信念:“对社会主义思想玷污最大的,莫过于相信俄罗斯是社会主义国家,相信即使不模仿,也一定要原谅其统治者的全部行为。因此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相信,如果我们想复兴社会主义运动,戳穿苏联神话至关重要。”
  革命左派对奥威尔在二战之后的言行颇有批评,认为他站在所谓民主阵营的立场来反对苏联。美国也曾经利用他的《动物农庄》等作品进行反共宣传。诚然,奥威尔自己的认识存在许多局限,包括多伊彻所说的“缺乏历史感”。奥威尔还说过,假如斗争胜利的是托洛茨基,苏联也好不了多少。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流行论调,它把问题本身片面化了,建立在认定苏联体制只能朝向进一步集权和官僚化的基础上。结果,斗争不是被当成不同路线、倾向,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斗争,而是将之庸俗化为个人的权力之争。
  不论如何,奥威尔的这本回忆录仍具有很大的历史与文学价值。尤其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历史书籍对西班牙内战的论述仍停留在伪造历史的前苏联教科书的水平上,它对历史真相的描述和分析就更值得中国读者参考了。



  直到三月底韦斯卡的东部战线也没发生任何事——几乎真的什么事也没有。我们距敌人有一千二百米。当法西斯军队被赶回到韦斯卡时,坚守这一前线的共和军并没过分急于追击,所以这儿就成了一个孤立的战区。后来这条防线不得不加长——而且是在炮火下加长,这不是件易事——但幸好目前敌人不在这儿,我们惟一关心的是取暖和更多的食物。事实上在这一阶段我有更感兴趣的事,后面我会讲到。但如果我在这里想描述一下政府内部政治局势的话,我会遵循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来说。
  首先我过去忽视了战争的政治立场,直到这时我才强迫自己开始注意这方面。你如果对政党政治的恐怖行为不感兴趣的话,那么请跳过这一章节,正是由于这一目的我才想要把有关政党的叙述单独成章。而同时,从纯军事角度来写西班牙内战决不可能。首先它是一场政治战争。第一年里除非人们了解政府战线背后发生的政党内部斗争,否则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可写的事情。
  当我来到西班牙以及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不仅对政治局势不感兴趣而且对此毫无察觉。我知道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但这场战争是什么我一无所知。如果你那时问我为什么加入民兵团,我会这样回答:“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接着如果你再问我为什么而战,我会回答:“为了共同的利益。”我已接受《新闻记事报-新政治家》有关战争的记述,即为了捍卫文明,为了平息被希特勒收买的布尔普斯上校率领的叛军发动的暴乱。巴塞罗那的革命气氛深深吸引了我,但我那时不想搞懂它。至于那政党和工会的名称,更是千变万化令人讨厌——社会主义同盟(P.S.U.C),统一工党(P.O.U.M),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A.I),全国劳工联合会(C.N.T,以下简称劳工联合会),工人总联合会(U.G..T),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联合会(J.C.I,以下简称共产主义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A.I.T)——他们只是让我很气愤。乍一看好像西班牙在遭受首字母之灾。我知道我加入了一个叫统一工党的民兵团(我只加入了统一工党民兵团而没加入其它组织,这是因为我一到巴塞罗那就见到了《独立工党报》),但是我没意识到政党之间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在蒙特-波塞罗,当他们指着我们左侧的阵地说“那些是社会主义者(意思是社会主义同盟)的阵地”时,我有点迷惑不解地问:“我们难道不全是社会主义者吗?”我当时认为,为了生存而斗争的人们就应该有各自不同的政党,这种想法太愚蠢了。我的态度一直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抛弃这些所有的政治废话继续战斗呢?”当然这是正确的“反法西斯”态度,英国报纸一直在小心传播的态度,其主要目的是想阻止人们去了解战争的实质。但在西班牙,尤其在加泰罗尼亚没人能够或确实会永远保持这种态度。然而大家无论多么不情愿都迟早要支持一方。因为即便你对政党和它们的互相矛盾的“方针路线”毫不关心,这显然也会牵涉到你个人的命运。作为一名军人,他不仅是反对佛朗哥的一名战士,而且也是为使两个政治理论决出胜负而进行的大型斗争中的一个卒子。当我在山坡上四处寻找木柴时,当我在想这是否真是一场战争还是由《新闻记事报》杜撰出来的故事的时候,当我在巴塞罗那暴乱中躲闪共产党的机枪时,当我最终和后面攻上来的人民警卫队逃离西班牙时,有人却没能躲过这场劫难——所有这都在我身上奇迹般地发生了,因为我加入的民兵团是统一工党(P.O.U.M)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同盟(P.S.U.C)的。这两套字母的区别真大啊!
  为了了解政府方面的结盟情况,我们还需要回忆一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当战争在七月十八日爆发时,每一位在欧洲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感到了一线希望。因为这里显然最终进行的是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对抗。过去多年里所谓的民主国家在每一个阶段都一直在向法西斯主义投降。日本人在满洲随心所欲。希特勒也已经掌握大权并开始残杀各种政治对手。墨索里尼已经轰炸了阿比西尼亚,同时五十三个国家(我认为当时是五十三个)发出虔诚的声音:“赶走他们”。但当佛朗哥试图推翻保持中立态度的左翼政府时,情况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西班牙人民已经起来反抗了。这好像——也可能是——形势的重大转机。
  但有几点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地方。首先,严格地讲,佛朗哥不能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相提并论。他的叛乱得到了贵族和教堂的支持,而且基本上尤其在一开始,这次叛变的企图与其说是强制推行法西斯主义还不如说是为了恢复封建主义。这就意味着佛朗哥不仅与工人阶级作对,而且与自由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为敌——这一阶层的人正是现代意义上的法西斯支持者。比这更重要的事实是,西班牙工人阶级不像我们在英国所想象的那样,以“民主”的名义抵抗佛朗哥和现状;他们的抵抗伴随着——有人也许会说它包括——一个明确的革命风暴。土地被农民占有了;很多工厂和大部分交通被工会控制着;教堂被拆毁了,就连牧师也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杀死。在天主教牧师的一片欢呼声中,《每日邮报》得以把佛朗哥描绘成一位从一群残忍的赤色分子手里解救了他们国家的爱国者。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佛朗哥的真正对手不是政府而是工会。叛乱一爆发,组织好的城镇工人就以发动总罢工作为回击,接着又提出要求——后来经过一场斗争,得到了——公共军火库的武器。如果他们反应迟钝、行动没有多少主见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佛朗哥永远不会受到抵抗。当然这也不能肯定,但至少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政府几乎就没有打算来预先制止叛乱,而叛乱则是很久以前就预测到了,而且叛乱一开始,政府态度软弱,犹豫不决,的确非常恶劣,以至于西班牙一天之内就出现了三个总理。此外,能挽救当时局势的一个措施就是把工人武装起来,尽管他们不情愿去响应大家强烈的疾呼声。不管怎样,武器还是发下去了,而且在西班牙东部的一个大城镇,大家经过巨大努力终于打败了法西斯分子,这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功劳,再加上一些一直忠心耿耿的武装力量的相助(突击队等等)。这种努力恐怕只有那些有革命斗争目标的人才能做出——这就是说,他们相信他们在为比现状更好的东西而战斗。据说在暴乱发生的各个中心地区,街上一天就死了三千人。只带着装有达纳炸药的男男女女冲过空旷的广场,涌进由手持机枪、训练有素的士兵把守的石头大楼。法西斯分子设在处于战略位置的机枪掩体被以每小时六十英里速度向它急驶而来的出租车撞毁了。即使从未听说过农民占有了土地,当地苏维埃政府建立起来等等,作为这股抵抗力量支柱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却在做这种维护资本主义民主的事也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尤其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只不过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诈骗机器。
  这个时候工人们手里有了武器,而且在这一阶段他们都拒绝放弃武器(甚至一年之后,据估算加泰罗尼亚的工团主义者手里仍拥有三万条步枪)。亲法西斯的大地主的房地产都被农民占有了。随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集体化管理,人们试图通过当地委员会来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府的雏形,用工人阶级的巡逻队来代替旧的拥护资本主义的警察,工人阶级的民兵团建立在工会基础之上等等。当然,这一进程不是完全统一的,加泰罗尼亚比其它地区开展得更深入些。有些地区的当地政府机关几乎原封未动,而在其它地区这些政府却与革命委员会同时存在。很多地方建立了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公社,其中一些公社只存活了一年多就被政府用暴力镇压了。在加泰罗尼亚最初的几个月里,多数的现行权力掌握在工团主义者手中,他们控制着大部分重要企业。事实上西班牙所发生的不仅仅是一场内战,而是一次革命的开始。西班牙国外的法西斯新闻界有意混淆了这一事实。这一话题已被缩小为“法西斯主义对民主”,而革命的一面被尽可能地隐藏了起来。在英国,新闻界较多受中央集权控制,那儿的公民比其它任何地方的更容易欺骗,有些宣传只提到了两种关于西班牙战争的说法:一是左翼基督教爱国者对沾满鲜血的布尔什维克,二是有身份的左翼共和党人平息一个军事叛乱。而真相一直被成功地掩盖了。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有关暴行的骇人听闻的谎言是由拥护法西斯的新闻界传播的,无疑善意的传播者也认为他们否认西班牙已经赤化是在帮助西班牙政府。但主要原因是:除了所有国家的少数革命团体之外,整个世界都坚决阻止西班牙革命的爆发。尤其这一革命背后的共产党和苏俄已经在全力以赴地反对这场革命。共产党的论点是革命在这一阶段是毁灭性的,在西班牙要针对的不是工人阶级统治,而是资产阶级民主。这几乎不需要指出“自由”资本主义者为什么也采取同样的观点。外国资本在西班牙投入很大。例如:巴塞罗那公共运输公司就代表了十四万英国资本;而此时工会却控制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所有交通设施。如果革命继续下去,将不会有什么赔偿,或者很少;如果资本主义共和国获胜,那么外国投资会安全些。由于必须要镇压革命,所以假装根本没发生过革命就简单多了。这样,每个事件的真正意义就能掩盖起来了;从工会到中央政府的首次权力交替就被认为是军事整编不可缺少的一步。由此造成的形势是非常奇怪的。西班牙国外很少有人了解那里有一场革命;而西班牙国内却没人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由共产党控制着而且多少忠于反革命政策的社会主义同盟的报纸也谈论“我们光荣的革命”。而同时国外共产党新闻媒体也正在叫嚷着到处都没有革命的迹象;工厂没被占领,没有建立工人委员会等等;没有发生过——或者,已经发生了,但没有政治意义。据《工人日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报导,那些说西班牙人民在为社会革命或为除了资产阶级民主以外的事情而斗争的人是“彻头彻尾好说谎的无赖”。另一方面,巴伦西亚政府的一个官员胡安·洛佩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宣称“西班牙人民在流血,不是因为民主的共产国和它未实施的宪法,而是为了……一场革命。”所以看来十足的好说谎的无赖包括一些政府,我们正是接受他们的命令去参加战斗的。国外一些反法西斯报纸甚至转而谈到可鄙的谎言,自称教堂只有被用作法西斯堡垒时才会受到攻击。事实上各处的教堂都被掠夺过,而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西班牙教堂是资本主义骗局的工具。在西班牙的六个月里我只见过两个完好无损的教堂,而且大约直至一九三七年七月,除了马德里的一两个新教教堂,其它所有教堂都不允许重新开放和主持宗教仪式。
  但这毕竟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即使当工人们(当然是在加泰罗尼亚,可能还有其它地方)有权力这么做时,他们也不会推翻或完全代替政府。显然当佛朗哥在砰砰攻打城门时,当部分中产阶级站在他们一边时,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做。整个国家处于过渡时期,有可能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也可能回复到一般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状态。农民们掌握了大部分土地,而且除非佛朗哥获胜,不然他们可能会保住这些土地;所有大企业都归集体所有,但这些企业是否仍会归为集体还是重新引进资本主义,最终还要看哪一方掌权。一开始据说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实际上由一个主要包括来自工会的代表组成的反法西斯国防执政委员会接任。后来这个委员会解散,而自治政府也进行了改组,代表工会和各个左翼党派的利益,但政府随后的每一次改组却是朝着右翼发展。首先统一工党被开除出了自治政府;六个月后卡巴列罗被右翼社会主义者奈格林接替;不久之后,劳工联合会被政府排除出去了;然后是工人总联合会;接着又是劳工联合会被驱逐出了自治政府;革命爆发一年后,整个政府全部由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党和共产党组成。
  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政府普遍转向右翼,当时苏联开始为政府提供武器,而权力也从无政府主义者手里转到了共产党手里。除了苏联和墨西哥之外再没有其它国家如此慷慨地来拯救西班牙政府,而墨西哥显然不能提供大批量的武器装备。结果苏联能够提出谈判条件。毫无疑问这些条件实质上是“阻止革命,不然就得不到武器”,而对付革命分子的第一步就是把统一工党开除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这一切都是在苏联的命令下进行的。人们一直否认由苏联政府施加的任何直接压力,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被认为在执行苏联政策。不可否认的,共产党是第一个反对统一工党,后来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接着是卡巴列罗为首的社会主义者,总之是反对革命政策的主要发起人。苏联一旦介入,共产党就能稳操胜券了。首先要感谢苏联的武器,尤其是自国际纵队到来之后,共产党看起来能打赢这场战争,这一事实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其次,通过共产党和其它联盟组织提供的苏联武器装备都务必做到尽可能不提供给他们的政治对手。第三,通过宣布非革命政策,共产党得以聚集所有连激进分子都害怕的人。例如让富裕的农民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集体化政策就很容易做到。共产党员的数量增长很快,而新注入的力量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如店主、官员、军官和富裕的农民等等。这场战争主要是三角战。反对佛朗哥的斗争还得继续,但同时政府的目标是要恢复仍留在工会手里的权力。这一切是通过一系列的小行动来完成的——正像某些人称作的一种小的刺激政策——而总体来说很巧妙。这里没有大的或明显的反革命行动,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几乎也用不着使用武力。工人们总是能紧跟一种明显的无需声明的论点:“除非你什么都做,不然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不用说,好像在任何情况下,解决军需问题都要求工人们交出他们在一九三六年赢来的东西。但这种论证几乎万无一失,因为在战争中失败是革命党最不想要的事;如果战争失败,那么民主和革命,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变成了空洞无物的名词。无政府主义者是惟一一个较大而值得重视的革命党,他们被迫一点点地顺从。集体化的进程被制止了,当地委员会被废除了,工人巡逻队被取消了,战前警察大多已得到加强并装备得很充分,被恢复起来,而且由工会控制的各种主要工业也被政府接管了(巴塞罗那电信交换大楼被占领引发五月之战,正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件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以工会基础的工人民兵团渐渐被解散了,重新编入新人民军,这是一支坚持半资产阶级路线的非政治军队,有一个不同的工资级别和特权的军官阶层等等。在特殊情况下,这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措施;这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进行得晚些,因为这儿的革命党最强大。显然工人能保持胜利的惟一保障是把一些武装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与往常一样解散民兵团是在提高军事效率的名义下进行的;而且没人否论需要一次彻底的军事改编。然而,重组民兵很有可能会提高他们的效率,而同时由工会直接管理他们;这一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自己的军队。此外,民兵队伍的民主精神是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共产党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不断坚决地抨击统一工党,申斥无政府主义各阶层实行同酬的原则。普遍的“资产阶级化”,一种故意破坏革命最初几个月内的平等主义精神的运动正在兴起。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以至于经常去西班牙的人几个月过后宣称他们好像访问的不是同一个国家;表面上看来或暂时成为工人之国的国家在人们眼前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有贫富之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一九三七年秋天,“社会主义者”奈格林在公开演讲中宣称“我们尊重私人财产”,而战争一开始就因为被怀疑同情法西斯而不得不逃离国土的议会成员现在都正返回西班牙。
  这整个进程不难理解,只要你记得它出自以某种形式出现的依靠资产阶级和工人的法西斯主义临时联盟。这一联盟就是熟知的人民阵线,其本质是敌人的联盟,而且很可能它总是以一个合作者必须吞掉另一个而结束。西班牙局势中惟一没有预料到的特点——而且在西班牙国外也引起了极大的误解——就是政府一方的各党派中共产党不坚持极左,而是极右。现实中这太常见了,因为各处共产党的策略,尤其在法国已清楚地表明官方共产党这时无论如何都应被视为一种反革命力量。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现在都服从于苏联,这一切都要依靠于一种军事联盟体制,特别是苏联和作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国的联盟。除非法国资本主义很强大,否则这一联盟对苏联毫无用处。因此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必须是反革命政策。这不仅意味着现在法国共产主义者跟着三色旗(法国国旗)走,唱着马赛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得不停止在法国殖民地进行的所有有效的宣传活动。自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宣称法国工人将永远不会被哄骗去与他们的德国同志作斗争到现在已有两年多了;他现在是法国最积极的口头爱国者之一。共产党在任何国家的行为线索就是该国与苏联的现时的或潜在的军事关系。例如在英国,英国共产党的地位尚未确定,因此他们对国民政府仍有敌意,甚至公开反对重新武装。然而,如果大不列颠加入一个联盟或与苏联达成军事协定,那么英国共产党就像法国共产主义者一样将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成为一个好的爱国者和帝国主义者;现在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先兆。在西班牙,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无疑受到了这一事实的影响,即法国作为苏联的盟友将强烈反对一个革命的邻国,而将千方百计地阻止解放西班牙-摩洛哥。讲述由莫斯科资助的红色革命的《每日邮报》这时比往常错得更离奇。事实上是共产党而不是其它人阻止了西班牙革命。后来,当右翼力量全面控制局面时,共产党表示他们自己愿意比自由党在搜捕革命领袖方面做得更深入些。
  我尽力在描绘西班牙革命第一年的总进程,是因为这有助于了解当时各个特定时期的局势。但我不想表明到了二月时还坚持我上面所说的观点。首先,对我启发最大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而不管怎样我过去的那份同情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在不同。部分原因是我讨厌这场战争夹杂的政治态度,而且从本能上我就反对我听到最多的那种观点,即统一工党-独立工党的观点。我们这些英国人大多是独立工党党员,还有几个共产党员,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比我受的政治教育多。一连几个星期,在韦斯卡周围什么事也没发生的那段单调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经常参加一些实际上永远没完没了的政治讨论。在冰冷的半夜时分,在我们宿营的臭气熏天、四面透风的农舍谷仓里,在黑暗污浊的掩体内,在胸墙后面,反复争论着互相矛盾的党的方针。西班牙人内部也是这种情形,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报纸主要报道党内斗争。人们将不得不装聋作哑或假装弱智,不想知道这些各种各样的党派代表什么。
  从政治理论的观点来看,只有三个政党很重要,社会主义同盟、劳工联合会、统一工党和劳工联合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它们大致被描述为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我认为社会主义同盟最重要:这是最终得胜的一个党,甚至在这种时候也明显占有优势。需要解释的是,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同盟的“方针路线”并不真正赞同于共产党的“路线”。社会主义同盟(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统一党)是加泰罗尼亚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在战争初期由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联合而成的,包括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但现在这一政党完全由共产党控制并隶属于第三国际。西班牙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的正式联盟,但共产党和右翼社会主义同盟是工人总联合会和社会主义工会的政治机构。全西班牙上下的这些工会成员现有一百五十万。他们包括很多行业的劳动工人,但战争爆发后他们也已经逐渐扩大,注入了大批中产阶级成员,因为在“革命”初期,各行各业的人们已经发现加入工人总联合会或劳工联合会都很有用。这两个联盟集团部分相同,两者之中劳工联合会更像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因此,社会主义同盟劳工联合会是包括部分工人、部分小资产阶级——店主、官员和富裕的农民的政党。
  社会主义同盟的“方针路线”被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党和拥护他们的新闻界竭力鼓吹,其内容大致如下:
  “目前,只有打赢这场战争最重要;没有战争的胜利,其它任何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现在不是谈论推进革命的时候。我们禁不起把集体化强加给农民以疏远他们,同时我们再也不能吓跑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中产阶级。最重要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结束革命的混乱局面。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代替当地委员会,我们必须有训练有素的和装备齐全的接受统一指控的军队。坚持让部分工人来当家作主,机械地重复革命口号,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糕,这不仅起到阻碍作用,而且甚至是反革命的,因为这会导致分歧,从而被法西斯利用来对付我们。在这一阶段我们不是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我们是在为议会民主而斗争。无论谁想把内战变成一场社会革命都是想让法西斯党受益,而事实上,如果不是有目的的,就是叛徒。”
  统一工党和社会主义同盟的“方针政策”完全不同,当然除了打赢这场战争的重要性除外。统一工党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政党之一,它们都是最近几年在很多国家由于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兴起的;也就是说反对共产主义政策中真正的或表面上的变革。统一工党包括一部分前共产党,一部分早期政党,工人和农民团体。从数量上讲,这是一个小党,在加泰罗尼亚之外影响甚微,但它很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它包括大量有政治意识的成员。在加泰罗尼亚它的主要大本营是莱里达,它不代表任何产业工会。统一工党的民兵大部分是劳工联合会员,但真正的党员一般属于工人总联合会。然而,只有在劳工联合会,统一工党才有些影响力,统一工党的“主张”大致如下:
  “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之说是无稽之谈。资产阶级‘民主’只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代名词,法西斯主义也是如此;为了‘民主’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是在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作斗争,其目的是为了第二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而它很容易会随时变成第一种形式。法西斯主义惟一真正的选择是控制工人。如果你没有树立这样的目标,你要么是把胜利拱手让给了佛朗哥,要么至多也是让法西斯主义从后门溜进来。与此同时,工人必须紧紧抓住他们所赢得的一切,如果他们一旦屈服于半资产阶级政府,那就只有等着挨骗了。工人阶级的民兵和警察必须保留现在的形式,并尽一切努力抵制他们被资产阶级化。如果工人们不能掌握武装军队,军队就会控制工人。战争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就不大容易说明了。无论如何,意义含糊的术语“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用来指大批看法迥异的人。构成劳工联合会的大联盟集团总共约有二百万成员,它有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机构作为它的政治机构,即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但即便是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成员,尽管他们也许像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总是被无政府主义者的哲学所影响,他们也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尤其自战争一爆发,他们就已经更多地转向普通社会主义方向,因为环境所迫他们必须参加集权政府,甚至通过进入政府来违背他们所有的原则。不管怎样,他们从根本上不同于共产党,他们更像统一工党,其奋斗目标是工人当家作主而不是议会民主。他们接受统一工党的口号:“战争与革命不可分割”,不过他们对此不是很教条。大致说来,劳工联合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拥护:(一)直接接管企业,由工人参与各个行业,如交通、纺织厂等等;(二)由当地委员会来接管,抵制各种形式的集权独裁主义;(三)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会。尽管最后一点不太准确,却是最重要的一点。无政府主义者是大多数所谓革命党人的死对头,尽管他们的原则相当模糊,但他们仇恨特权、维护正义却是千真万确的。从哲学上讲,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截然相反的。实际上——区别就在于它们所针对的社会形式上——主要是重点不同,但这是不可调和的。共产主义者的重点总是放在集权主义和效率上,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自由和平等。无政府主义深深扎根于西班牙,而且当俄国影响不存在时,它很可能会战胜共产主义。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正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其它任何人挽救过整个局势,而在这之后,无政府主义的民兵尽管缺乏系统训练,但却是西班牙军队中众所周知的最好的战士。大约从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无政府主义和统一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混为一谈了。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统一工党和社会主义者的左翼一开始有意识联合并维护现行政策的话,那么战争历史很可能会大不相同。但在早些时期当革命党好像有必胜把握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早就存有猜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工党怀疑无政府主义,而单纯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看,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比统一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更可取。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策略往往能同时推动两个政党的发展。统一工党加入巴塞罗那五月份的那场恶战时,主要是出于一种本能站在了劳工联合会一边,而后来当统一工党被镇压时,惟有无政府主义者敢出面保护统一工党、敢提出抗议。
  因此,一般来讲,这就是军事力量的联盟。联盟一方是劳工联合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和统一工党,一组代表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者;一方是左翼社会主义者,自由党和共产党,他们代表集权政府和武装军队。
  不难看出我当时为什么喜欢共产党的观点而非统一工党的主张,共产党有明确的现实可行的政策,从常识上判断是明显较好的政策,看起来只提前推行了几个月。当然,统一工党的日常政策以及宣传等等都是说不出的糟糕;而且一定是向来如此,不然它们会吸引更大一批追随者。最终赢得一切的是共产党——对我来说好像如此——他们正在夺取战争的胜利,而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却停滞不前。当时大家普遍都有这种感觉。共产党已大权在握,大大扩充了成员,不仅是依靠吸引中产阶级反对革命党人,而且是因为他们是惟一看起来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的人。俄国武器和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保卫马德里的强大军队使得共产党成了西班牙的英雄。正如某些人所说的,每一架在我们头顶盘旋的俄国飞机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活动。尽管统一工党的革命纯粹主义有它的逻辑性,但在我看来却是毫无价值。毕竟,重要的是赢得这场战争。
  与此同时,报纸、小册子、布告、书本乃至到处都在介绍正在发生的残酷的党内斗争。这时候我看的最多的报纸就是统一工党的机关报《战斗报》和《前进报》,还有他们对反革命的社会主义同盟无休止的埋怨,这一切都给我留下自命不凡和令人讨厌的印象。后来,当我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同盟劳工联合会和共产党新闻媒体时,我意识到统一工党与它们的对手相比几乎是无可指责的。此外,统一工党的机会较少。与共产党不同,统一工党在国外任何新闻界都没有基础,而且在西班牙国内他们也处于极大的劣势,因为报刊审查主要由共产党控制,这意味着统一工党报纸如果报道一些有损他人的事很可能会被禁止或罚款。同时说句公道话,尽管统一工党可能会不断地宣传革命思想,并令人作呕地引用列宁的话,但他们通常不会纵容人身攻击。而且他们主要抨击报刊文章。他们为广大群众设计的大型彩色招贴画(在文盲众多的西班牙,招贴画占很重要的地位)并不攻击敌对的党派,而只是反对法西斯主义者或不切实际的革命者,民兵唱的歌曲也是如此。共产党抨击的目标却大不相同。我要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讲一讲。这里我只想简单介绍一下共产党的进攻路线。
  表面看来,共产党和统一工党之间的不和是战略上的不一致。统一工党是为了当前的革命,而共产党不是。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而双方还有很多分歧。不仅如此,共产党坚持认为统一工党的宣传分裂并了政府势力,因此会危及到战争,其次,尽管我最终不这么认为,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证明我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一点上共产党独特的策略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最初有点犹豫不决,提着就开始断然地宣称统一工党正在分裂政府势力,不是由于判断失误而是有意谋划的。据称统一工党只不过是一群伪装的法西斯分子,受雇于佛朗哥和希特勒,他们在强行贯彻一项伪革命政策来支持法西斯事业。统一工党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这个组织包括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其中包括八千或一万正在前线战壕里挨冻的士兵,还有成百上千来到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外国人,这些人这样做常常是牺牲了自己的生计和国籍,但只不过是受雇于敌人的叛徒。这种说法通过招贴画等手段在西班牙流传开来,而且被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和亲共产党的新闻界不断重复。如果我愿意收集的话这些引语够我写六本书。
  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宣传我们外国人的:我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叛徒、杀人犯、胆小鬼、间谍等待。我承认这些话很不中听,尤其当你想到那些该为此事负责的人。看到一个十五岁的西班牙男孩被人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毯子里露出一张茫然的惨白的脸,再想一想伦敦和巴黎的那些健壮的人却在撰写小册子来证明这个男孩是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真令人痛心。战争最可怕的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有关战争的宣传,所有叫嚷、谎言和仇恨都无一例外地来自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我在前线认识的统一工党民兵,我常常遇到的来自国际纵队的共产党员就从来没称我是托派分子或叛徒;他们把这些都留给了后方的记者们。那些撰写小册子来反对我们和在报纸上中伤我们的人都呆在家里安然无恙,或最坏也是在巴伦西亚的报社办公室里,这里离子弹和污泥有几百里的路。除了诽谤党内斗争,战争通常有的垃圾,大肆宣扬英雄事迹,敌人的中伤——像往常一样所有这些都是由那些不打仗的人来完成,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会在战争一开始就避开一百公里。这场战争最令人生厌的结果使我认识到左翼与右翼新闻界完全一样骗人和虚伪。我确实觉得在我们一方——政府一方——这场战争不同寻常,是帝国主义战争;但从战争宣传的性质来看谁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当右翼和左翼报纸同时全身心地投入同样一个辱骂中伤的污水池时,战斗才刚刚开始。我们都还记得《每日邮报》的招贴画:“红军凌虐尼姑”,而《工人日报》上写着佛朗哥的外籍军团里“包括杀人犯,白人奴隶贩子、吸毒成瘾的人和欧洲各国的垃圾。”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新政治家》还在对我们讲法西斯分子的防御工事是由活着的孩子的身体垒成的(这是一种最笨拙的做工事的材料),并且阿瑟·布赖恩特也在宣称“锯掉一个保守党的商人的腿”在忠于共和政府的西班牙是“司空见惯的事”。写这些废话的人从未参加过战斗;他们很可能认为这样写能代替打仗。战争向来都是如此:士兵们打仗,记者们呐喊,而且除非是在进行最短暂的宣传演出,否则没有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会亲临前线的战壕。对我来说有时想想飞机在改变战争条件是一种安慰。也许当下次大战到来时,我们能看到史无前例的场景,一个浑身满是子弹的侵略者。
  就新闻报道而言,这场战争像其它所有战争一样是一场骗局,但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新闻记者通常对敌人不会做出最猛烈的抨击。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和统一工党会逐渐地互相使劲抨击对方而不去抨击法西斯分子。不管怎样,那时我自己对此并没太在意。党内斗争令人讨厌甚至令人憎恶,但对我来说却像家庭内部矛盾。我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变化,或者说不会有真正势不两立的政策分歧。我理解共产党和自由党当时坚决反对允许革命继续下去的做法,我理解不了的是他们也许有能力扭转当时的局势而没有尽力。
  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这段时间我呆在前线,前线的社会和政治氛围没有什么变化。我一月初离开巴塞罗那,直到四月底才休假;而且这整段时间——确实直到后来——在被无政府主义者和统一工党军队占领的阿拉贡地区,至少表面上持续着同样的情形。革命气氛就像我最初熟悉的一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仍平等相待;大家都拿同样的军饷,穿同样的制服,吃同样的食物,而且大家都互相称“你”和“同志”;没有老板阶层,没有仆人阶层,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教师,没有奉承者,没有轻触帽沿致敬者。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气,而且我头脑简单地想象平等存在于整个西班牙。我没有意识到我偶尔多少也会在整个西班牙最革命的工人阶级中感到孤立无援。
  所以,当我那些受政治教育较多的同志告诉我对战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选择不能采取纯军事态度时,我往往嘲笑他们。总的来说我接受共产党的论点,归结起来就是:“我们直到赢得这场战争后才能再谈革命”,我不同意统一工党的论点,即:“我们必须前进,否则我们将倒退。”当后来我认定统一工党正确或不管怎样都比共产党更正确时就不再完全凭理论观点来判断了。在理论上共产党的那一套较好,但问题是他们的实际行动让大家很难相信他们是在诚实地推行这些理论。他们经常重复的口号是:“战争第一,革命第二”,尽管每位社会主义同盟的民兵都虔诚地信奉这一条,他们老实地认为当战争取得胜利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但这却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迟到一个更合适的时间,而是确保革命永远不会出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手中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各种革命者被投进监狱。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以军事需要的名义进行,换句话说这种托词就是现成的,但结果却是把工人从有利的地位上赶下去,迫使他们处于这样的位置:当战争结束,他们会对抵制重新推行资本主义而感到无能为力。请注意:对普通共产党不利的话我一句没说,尤其是几千名英勇地牺牲在马德里地区的共产党员。但是这些人不是那些制定党的政策的人。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长官们并没有因此而谨慎行事。
  但最终即便革命没有成功,赢得战争还是值得的。而且最后我怀疑共产党的政策是否有助于取得长远的胜利。似乎没有人想到过在战争的不同时期应有相应不同的政策。无政府主义者很可能在最初的两个月挽救了当时的局势,但除此之外他们却不能组织任何抵制行动。共产党可能在十月到十二月间挽救了局势,但这与打赢这场战争却完全是两码事。在英国,共产党的作战策略一直被人们完全接受,因为一直以来根本不允许出现任何关键性的批评意见,因为他们的总方针路线——消除革命的混乱局面,加快生产,武装军队——听起来既实际又有效。但这种政策带来的内在弊端也值得一提。
  为了制止每一种革命倾向,从而使战争尽可能更像一场普通战争,有必要放过实际存在的各种战略机会。我已经描述过我们阿拉贡前线有哪些武器,缺哪些武器。毫无疑问,有些武器都是有意扣留,不让它们更多地落入无政府主义者手中,以免他们以后用于革命目的;所以在阿拉贡很有可能使佛朗哥撤出毕尔巴鄂,并可能退出马德里的大举进攻从来就没出现过。但比较而言这还是一件小事。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争沦为“为民主而战”,就不可能广泛得到国外工人阶级的援助。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持的是超然的态度。几万人来参加战争,但他们身后的上百万人却对此很冷淡。据说战争第一年间,全体英国人民向各种援助西班牙基金会捐助了四五十万英磅——很可能不足他们在一个星期内用于看电影的钱的一半。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能真正帮助他们西班牙同志的方式就是采取工业行动——罢工和联合抵制。但类似的事甚至从未开始过。各处的劳动党和共产党领袖都宣称这是想象不到的事,确实他们说对了,因为他们也在高声叫喊“红色”西班牙不是“红色”的。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为民主而战”便已有了不祥之兆。在过去的几年里,共产党自己一直在教育世界各地战斗性强的工人们说“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文雅说法。他们首先说“民主”是骗人的东西,然后是“为民主而战”不是好战术。如果他们不是以“民主的西班牙”而是“革命的西班牙”的名义吸引世界各地的工人们,那么凭借他们身后苏联的强大威信作后盾,很难相信他们不会得到响应。
  但最重要的是,用非革命政策,即使可能也很难打击佛朗哥的后方。到一九三七年夏天,佛朗哥比政府控制的人口还多——如果把殖民地计算在内的话,还会更多——他还掌握着同样多的军队。正如大家所知,后方有敌对分子,如果你没有同样多的军队保护通讯系统,抵制阴谋破坏活动等待,你根本不可能保住阵地上那支军队。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在佛朗哥的后方没有真正的人民运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地区的人们,至少是城镇工人和贫穷的农民,都喜欢或需要佛朗哥,但是随着人们对右翼势力态度的每次转变,政府的优势变得不太明显了。摩洛哥地区发生的事是说明这一切的好例子。为什么摩洛哥地区没有叛乱?佛朗哥试图建立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府,实际上摩尔人喜欢他而不是人民阵线的政府。具体可见的事实真相是,在摩洛哥从来就没有人试图煽动一场叛乱,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向革命建设开战。为了使摩尔人相信政府诚实的承诺,首先有必要宣布摩洛哥被解放了。我们可以想象法国人对此有多满意!战争中最好的战略机会在调和法国和英国资本主义无望时被放掉了。共产党政策的整个趋势就是把这场战争变成一场普通的、非革命的战争,并在这一过程中大大削弱政府。因为这种战争只能通过机械手段来取胜,即最终依靠大量的武器供应取胜;而政府的主要武器捐赠者苏联与意大利和德国相比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极大的不利地位。也许统一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听起来还算比较实际:“战争和革命不可分割。”
  关于认为共产党反革命政策被误解的理由我已列出来了,但就它对战争造成的影响而言,我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无数次我都希望自己错了。我希望看到这场战争无论以什么样的手段都能分出胜负。当然我们都不能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政府可能会再次倒向右翼,摩尔人可能会主动造反,英国人可能会决定买下意大利,战争可能会直接通过军事手段来获胜——一切都是未知数。我把上述这些观点留在这儿,时间会证明我有多对或多错。
  但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在这一点上我还没看出任何端倪。我厌烦了阿拉贡前线的那种呆滞状态,主要是意识到在这场战斗中没做自己应做的事。我那时经常想起巴塞罗那征募新兵的一条标语,它这样指责过路人:“你为民主做过什么?”当时我感到只能这样回答:“我已经领取了我的那份给养。”当我参加民兵团时,我曾经对自己发誓要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毕竟,如果我们每人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的话,他们就会很快灭亡——而我到现在仍一个人也没杀死,而且几乎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当然,我很想去马德里。军队里的每个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都一直想去马德里。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会调换到国际纵队,因为现在统一工党在马德里几乎没有什么军队,而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也没以前多了。
  当然,目前人们必须留在前线,但我要告诉大家,如果可能,当我们休假时我会调换到国际纵队,这就是说我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各种各样的人都试图劝阻我,但没人想干涉我。公正地说,在统一工党没有人追捕持异教者,考虑到当时特殊的环境也许是这样的人还不够多;在这里除非是支持法西斯,否则没人会因为持有错误的政治观点而被处罚。我在民兵团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激烈地抨击统一工党“路线”,但我从来没因此而惹上麻烦。甚至这里没有任何压力逼迫一个人成为一名党内政治成员,不过我认为大多数民兵都加入了该党。我自己从未加入任何政党——因为这一点,当后来统一工党被镇压时,我感到很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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